一九七七年黄翔鹏就说过，一口钟能敲出两个音，得到的回答是「文献上没有的东西，你不要讲」，论文只登出上半篇。第二年，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座灌满水的大墓里，六十五件编钟从水里露出来，钟体正鼓、侧鼓的位置上各用错金铭文刻着一个音名——两千四百年前的工匠，替他把这句话坐实了。

他给一本只有一万多字、记了一百三十七条水的《水经》作注，写成了三十万字的《水经注》，记下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三峡那一段是他写的，可他一生没到过三峡。北魏孝昌三年，他被围在关中一座无水的驿亭里，掘井十余丈仍不得水；死后二十七年，一部正史把他放进了《酷吏传》。

山西稷山县，因稷王山得名。相传四千年前，周人始祖后稷在此教民稼穑，开启了华夏农耕文明的序幕。一座山，一个人，一段文明的起点。

河南内乡县，原名中乡。隋开皇三年，为避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之讳，“中”改“内”，“内乡”之名由此诞生。一字之改，藏着千年的避讳礼制。

江苏盱眙县，“盱”是张目，“眙”是直视。这座以“登高望远”命名的小城，曾是楚汉相争的前沿，也是明祖陵的所在地，两千年风云尽在一眼之间。

我们常用“夜郎自大”形容狂妄无知，却少有人知道古夜郎国真正的所在地。贵州桐梓县夜郎镇，这片喀斯特群山间的土地，曾是西南夷最大方国的核心。

墨脱，藏语意为“花朵”。这座被雪山环抱的边陲小县，是莲花生大师命名的“白玛岗”圣地，也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藏着最原始的高原秘境。

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在吕宋买下一截薯藤，绞进汲水的麻绳里带回福州——西班牙当局明令薯种不得出境，私带者按死罪办。第二年福建大旱，巡抚金学曾先自己试种一季，才下令全省栽插，闽人因此把朱薯叫作金薯。一根藤，就这样在中国扎下了根。

明嘉靖年间，一个客居太仓的江西人把自己关在楼上十年，把一种只有昆山一地听得懂的南曲，磨成了后来全国都要学的唱法——“水磨调”。这套唱法让汤显祖写出《牡丹亭》，却在乾隆年间被归进“雅部”，输给了唱大白话的“花部”。

唐代书里就写着“宣纸”两个字，比今天这种纸早了四百年。真正的宣纸产在安徽泾县小岭——一个连田都种不出的山沟；配方是公开的，换个地方却造不出来。宋元之际，一个叫曹大三的逃难人带着族人进山，用山上的青檀皮和山下的沙田稻草，做出了那张纸。

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十五日夜，九千唐军冒雪奔袭七十里，走进了三十多年没有官军来过的蔡州城。城门开时，守军还在睡觉。这一夜的背后，是一个主帅装出来的懦弱、一个被全军指为叛徒的降将，和一口池塘里被惊起的鹅鸭。

1972年山东临沂一座西汉墓里，失传一千七百年的《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同墓出土，4900多枚竹简了结了孙武、孙膑是否一人的千年公案。墓主没有留下名字，却替两个名人保住了名字。

贺兰山下九座土堆，当地人叫了八百年“昊王坟”。1971 年部队挖战壕翻出残碑，才认出是西夏陵；可九座帝陵没有一座知道主人是谁——元朝修了宋辽金三史，唯独没给西夏修一部史。学者李范文用六年，从 3270 块碎碑里认出了唯一一个皇帝的名字。

且末，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其名为吐火罗语音译，沿用两千余年未曾改变，是研究古代西域语言的珍贵活化石。

介休，因春秋晋国贤臣介子推隐居绵山被焚于此而得名。晋文公为纪念他设寒食节，这个以人名入地名的古县，承载着两千六百年前的忠魂与哀思。

正定原名'真定'，清雍正元年为避帝讳改名。这里有'九楼四塔八大寺'的古建筑群，隆兴寺摩尼殿被誉为世界古建筑孤例。

盱眙，因城居山上可登高望远而得名，'张目为盱，举目为眙'。这里有明祖陵、第一山摩崖石刻，是秦末楚怀王的建都之地。

偃师，因周武王伐纣后在此'息偃戎师'得名。这里还有二里头夏都遗址和商城遗址，先后矗立过夏商两座王朝的都城。

偃师，因周武王伐纣后在此'息偃戎师'得名。这里还有二里头夏都遗址和商城遗址，先后矗立过夏商两座王朝的都城。

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从自家祖坟底下挖出一只八百多公斤的青铜大方鼎。古董商出价二十万银元，条件是把它锯成十块；日军先后三次进村搜查，它却一直躺在村子底下。它今天叫司母戊鼎，也叫后母戊鼎——这一个字的读法，学界至今还在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