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万字的齐民要术,署名为什么只有十个字?

十一万字的齐民要术,署名为什么只有十个字?

这本书教人种谷、做酱、养羊,唯独没教人怎么留名。

北魏农事与贾思勰问农

公元六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个秋天,一位太守在田埂上站住了。他问一个赤脚的老农:这块地今年为什么只种一茬?老农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回去以后要写一本书。

他叫贾思勰。关于这个人,能确凿说出口的话不多。连他做官的那个高阳郡都有两个候选——一个属瀛州,治所在今天河北高阳;一个属青州,治所在今天山东桓台东。他究竟在哪一个任上写的书,谁也说不准。

而这个连籍贯都说不清的人,留下的是一部十一万五千余字的书。书里没有一句谈玄,全是粪怎么沤、麦怎么种、羊怎么过冬。

一、一个太守,为什么蹲在田埂上问老农怎么种谷?

北魏的官不好当。黄河南北打了一百多年仗,坞壁林立,户口散乱,一个郡守到任,最先看见的不是簿册,是荒地。贾思勰到高阳的时候,眼前大概是这样的景象:盐碱地泛着白,沟渠淤成一条硬泥,牛比人少,一亩粟下去,收上来只够吃到开春。

他没有先修衙门。他去问人。

问那些一辈子没离开过这块地的老人:什么时候下种,看的是地温还是雨水;留种留哪一穗,为什么不能贪大;地力薄了,是歇一年,还是插一茬绿豆把地养回来。这些答案,大多不在经书上。它们只在老人的嘴里,在手上磨出的那层茧里,在每年开春第一锹翻起来的土腥气里。

可把这些话写进书里,等于把读书人最看重的那样东西,往泥里按。

二、他把书写给自家人看,为什么不敢让读书人知道?

当时的文章讲究骈四俪六,一句里要有两个典故、三层对仗,写景要写“落花与芝盖同飞”。贾思勰偏要写“作酱法”“养羊法”“作酢法”,写一缸酱什么时候下盐,写一只羊冬天该喂多少干草,写醋面上起了白膜该怎么办。这样的文字,同僚看了是要笑的。他在序里把自己的做法交代得很清楚:

今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号曰《齐民要术》。凡九十二篇,束为十卷。——《齐民要术·自序》(原文引用)

他写这些的时候,桌上摊着别人的书,笔下记的是老人说的话,手里还得真的去种一茬。最难的是最后一样:等一个结果出来,往往一年就过去了。种错了,一年白费;腌坏了,一缸全倒。这些账,纸上算不出来。

知识卡片:“齐民”指编户平民,不是“齐地之民”;“要术”是要紧的谋生之法。书名合起来,就是给老百姓的一本过日子手册。

他抄了多少书?今人胡立初统计,书中有书名可考的引书一百五十五种,实际一百六十二种。这些书今天大半已经散佚——西汉的《氾胜之书》、东汉的《四民月令》,如今能读到的片段,很多是从他这里一段一段抄出来的。一部农书,顺手替一百多部亡书做了墓碑。

书写成了。可他在序的最后,又添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麻纸书卷与粟穗陶量器特写

三、书写成了,为什么将近五百年没人替它刻版?

那句话是这么写的:

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齐民要术·自序》(原文引用)

这句不是自谦,是他给自己划的界。他把这十一万字放在门槛以内,门外的人爱看不看,他不招呼。一个郡守,写完了一部农书,先把它当成家书。

此后将近五百年,这部书就靠一支笔、一张纸,在人家的书房里一段一段抄下去。抄书的人会困,会漏行,会顺手把不认识的农具名改成自己认识的。今天能看到的不同版本之间,那些对不上的地方,多半是这五百年里落下的。一部讲精耕细作的书,自己的文字却粗放地漏了五百年。

转机在北宋。天禧四年,真宗下诏,让崇文院校勘刊刻,刻成后发给各地的劝农使者。书成于天圣年间,后世叫它崇文院本,也叫天圣本。这是这部书第一个刻本——从成书到此刻,中间隔了四百八十年上下。一个人从出生守到做爷爷,不过六七十年;这中间隔着七个这样的人。

一部写给自家人的书,最后成了朝廷发给官员的手册。可这部书最老的那一册,今天不在中国。

四、一部中国农书,最老的一册为什么在日本?

天圣本刻得不多。一百多年后靖康之变,汴京的书散尽,这个本子在中原就再难见到。南宋绍兴十四年,葛祐之重刻此书,在序里留下一句实话:

此书乃天圣中,崇文院版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葛祐之龙舒本《齐民要术》序(原文引用)

一句话,说尽了这部书在南宋的处境。它不是没人要,是要不到。

今天能见到的最早刻本,只剩两卷,在京都的高山寺——卷五、卷八。北宋时有日本僧人把它带回本国,藏在山里。半页八行,一行十七个大字,版心刻着“民五”“民八”——“民”就是《齐民要术》,数字是卷数。今天这两卷藏在京都国立博物馆,是日本的国宝。一部中国农书最老的肉身,成了一座外国博物馆里的镇馆之物。

一八三八年冬天,日本藏书家小岛尚质在高山寺看见了它。寺里的东西买不走,他就出重金买来仿宋的纸,请僧人用双钩法一笔一笔描下来:先勾字的轮廓,再填墨。从冬天描到夏天,描完一部。纸是新的,字是旧的,连版心的“民五”“民八”都照描。

一八八二年,杨守敬到东京。那时日本维新不久,汉籍被当成旧物贱卖,小岛家的后人把整屋的书论斤处理。杨守敬在这些书里翻到了这部影抄本,买下,带回中国。他后来在《日本访书志》里写:“余所得系小岛尚质以高山寺本影钞,精好如宋刻。”

一部讲种地的书,是被人从废纸堆里捡回来的。

今日北方粟田秋收

五、书里写的那些法子,今天还在谁的田里?

这样折腾,值不值?翻开来看看就知道了。果树要嫁接,接穗和砧木的皮得对上,绑紧了,等它自己长成一体;春天怕晚霜,就堆湿柴生烟,让烟把冷气压在树梢上头;葡萄冬天要埋进土里,第二年再挖出来上架;马和驴配,能生出骡。这些法子,今天的田里、果园里还在用。

《种谷》篇里有一句话,被后人引了一千多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原文引用·《齐民要术·种谷》)翻成田里的话:不是人勤快就行,得先看天、看地,再动手。

那册影抄本的运气也没完。它先随杨守敬进了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一九三八年六月,日军闯进太庙的藏书处,把它劫走;抗战胜利后归了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北平农事实验场;今天,它躺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农业图书馆的古籍柜里,馆里著录的名字是“影抄高山寺宋本”。

而贾思勰本人,全书十一万字,署在他名下的只有十个字。每一卷的开头,第一行写卷次,第二行写“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十个字,一个官衔,一个名字。没有籍贯,没有生卒,没有一句自述,连他长什么样、哪一年死的,都没有留下来。

今天翻开任何一本校释本,第一页上还是那一行题署。书里那些节气、那些种法、那些“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的老经验,还在北方的田里一年一年被照着做。种的人不需要知道那行字,麦子照样按节气返青。

他把地种明白了,人却没留下。

你家里老人有没有说过一句“什么时候该种什么”的老话?评论区聊聊。关注我,每天带你读一段被忽略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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