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为什么宋朝印书还靠雕版？

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为什么宋朝印书还靠雕版？

一项技术能不能活下来，往往不取决于它有多先进。

庆历年间，有人在胶泥上刻字，一个字一枚，烧硬，排在铁板上印书。他印过的书，一本也没有留下来。

这个人叫毕昇。今天他印在教科书上，可当时几乎没有人写他。北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用不到三百字记下了整套工艺，那是关于他一生最完整的一份材料。

一、一个布衣的字印，为什么最后落在别人手里？

庆历某年的一个下午，一间书坊的后堂。铁板架在小火炉上，松脂和蜡化成一层稠浆，一个中年人拿竹镊子把烧过的泥字一枚枚排进铁框，排满一版，端到火上烘。药一熔，平板压下去，字就齐齐地钉在版上。

这套动作里有几处极细的讲究。字印要薄，厚了压不实，薄了容易裂；每一个字单独一印；“之”“也”这类常用字，一个字要备二十多个，因为同一版里它会反复出现，缺一个就排不下去。

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原文引用】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

他先试过木头，失败了：木纹有疏有密，沾水就高低不平，还粘在药上揭不下来。于是改用泥，烧过之后不吸水、不粘药，用完在火上一烤，手一拂，字自己就落下来。生僻字来不及备，就当场刻，一把草火燎硬，转瞬可用；不用的时候，字按韵装进纸袋，一格一格收在木架上。

沈括写这一段，用的是很像现场记录的口气：剂量、火候、手法、失败的原因，一样不少。能把话说得这么全的人，多半亲手排过版。可交代毕昇的结局，他只写了一句，就收了笔。

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连他的同行都没接着用？

二、一块版能印一千部，一副活字为什么先要备几万个字

要弄明白这门手艺为什么没铺开，得先看它跟什么东西竞争。雕版是笨办法：把整页文字反刻在木板上，一版一页。可它笨得有道理——版刻好之后存起来，书卖完了再刷，十年后有人要，还是这块版。北宋开宝年间在成都开雕的《开宝藏》，五千多卷，刻了十二年，用掉的版片数以十万计，刻完就成了一座可以反复取用的库。

活字正好相反。印完一版就拆，字回到字盘，下次重新排。省下的是版材，花掉的是人工：一部书用到的字成千上万，不重复的字也有几千个，得先备齐一整套；排字的人还要识字、手快，知道哪个字在哪个格子里。雕版只要一个刻工把一页刻出来，活字作坊要一整套字库加一批识字的人。

还有墨。木板吃水性墨，棕刷一扫，墨匀匀地挂在版上；烧过的泥字、后来的铜字都不吃水，墨在字面上打滑，印出来发虚。这个问题在欧洲是靠油性墨解决的，中国一直没有为活字单独改过墨。

所以活字在中国，从来不是“更先进的印书法”，而是一种“在某些条件下才划算的印书法”。什么条件，毕昇在那段话里写了一半；另一半，要等两百多年后有人用一次真实的工程把它试出来。

三、后来的人试了三次，为什么每次都做完就收

第一次应验在元朝。大德二年，安徽旌德的县尹王祯要印一部县志，请工匠刻了三万多个木字，又做成转轮排字盘——一个大木轮，字按韵排在轮面上，人坐着不动，转轮子找字，“以字就人”。一部六万多字的县志，不到两个月印成一百部。他把这套办法写进《农书》，附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

第二次在明朝。无锡人华燧在自家会通馆用铜活字印书，弘治年间印出《宋诸臣奏议》等一批，字是铜的，比泥硬、比木耐久。可铜字要一整套一整套地铸，本钱全压在字上，只有家底厚的人才玩得起。华家印了几十年，书坊里的主流还是雕版。

第三次规模最大。乾隆三十八年，金简奏请用木活字印书，内府刻了二十五万多个枣木字，先后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多种。这是活字在中国最风光的一次，可它也说明了问题：能一次拿出二十五万个字、一套房、一批排字匠的，只有皇帝。

三次都成了，三次都停在原地。

这不像技术不过关：每一次都印出了书，而且印得并不慢。那问题就只能出在别处。

四、他早就写清了这法子什么时候才划算，为什么没人照做？

那句条件写在《梦溪笔谈》同一段的中间，只有十几个字。

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原文引用】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

翻成大白话：印三两本，这法子纯属折腾；印几十上百上千本，才快得吓人。也就是说，它成立的前提是“同一种书、一次印很多”。而这个前提，恰好不是中国书业最常见的形状。

中国的书，多数是首印几百部，慢慢卖，卖完再补刷。补刷时雕版还在库里，搬出来刷一遍就行；活字早拆回字盘了，要重排一遍，等于把最费工的那道活重做一次。书越“长销”，雕版越占便宜；品种越多、批量越小，活字越吃亏。

于是活字在中国被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一次印几十部、以后不再重印的东西上：族谱、揭帖、邸报、乡试卷。这些活计的共同点是印完就完，不必留版——正好对上活字的短处，也绕开了雕版的长处。

欧洲那边，条件几乎全反着。十五世纪中叶，美因茨的谷登堡要印的是《圣经》：一种书、几百页、一次几百部，字母只有二十几个，一套字模就够用；他从压葡萄的螺旋压榨机借来压力，用油性墨把字压进纸里。批量大、品种少，活字的短处被绕过去了，长处被放大了。

活字没有输给雕版，它输给了一本账。

这里没有谁比谁聪明的问题。毕昇比谷登堡早四百年想到同一件事，可他手里那门手艺，落在一个“多品种、小批量、反复重印”的市场里。技术是先到的，条件是后到的；条件没到，先到的人就只能留在别人的笔记里。至于他本人埋在哪里，九百多年里没有人说得上来。

五、那块碑上只有名字，为什么学者到今天还在争？

一九九〇年，湖北英山县草盘地镇伍桂墩村，一块青石板被人从坡上认了出来。碑高一百一十三厘米，宽六十五厘米，正中两行阳文：“故先考毕昇神主、故先妣李氏妙音”，下面共一个“墓”字；左边刻着四个儿子、三个孙子的名字；右边是立碑年月。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二十八位专家到英山，据碑的形制、花纹和碑文，认定此碑立于北宋皇祐四年，即一〇五二年，墓主就是毕昇。当时的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留下一首诗：“名姓昭昭见梦溪，千年行迹至今谜。英山考古有新获，识得淮南老布衣。”

这块碑解决了一个吵了近千年的问题。宋代以来，关于他的籍贯有杭州、淮南几处说法，谁也没有实证；碑一出，“英山说”成了主流，二〇一九年，毕昇墓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可争的余地还在。碑上除了名字、子孙和年月，一句关于印刷的话都没有；右边的年款最前面几个字已经磨平，专家是靠残存的“皇”字和月日，才把它定到皇祐四年。也有人提出，北宋叫毕昇的不止一人，这块碑是不是那位发明家，证据链并不算严丝合缝。这场争论至今没有结论。

今天去英山草盘地镇，那块碑还立在原处，旁边是茶园，山下新修了毕昇纪念园。往东近千公里的浙江瑞安东源村，还有几位老谱师在用木活字排族谱：一枚字钉一枚字钉地拈，一行一行地排，一套字盘要用几十年。

字没有变，排字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

你家里还留着族谱吗？翻开看看，那上面一个个字，很可能就是用这种法子排出来的。评论区聊聊你见过的老字盘、老谱匠。关注我，每天带你读一段被忽略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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