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十九岁连拿三个第一，为什么乡试一辈子没中？

蒲松龄十九岁连拿三个第一，为什么乡试一辈子没中？

同一支笔，先把他抬起来，后来一直把他按住

顺治十五年，淄川人蒲松龄十九岁，第一次出远门，到济南考秀才。县试、府试、道试，三场都是第一。此后四十多年，他一次次走进乡试的号舍，一次也没中过。

那一科的学政叫施闰章，安徽宣城人，清初诗坛上有名的一支笔，诗名比官声大，后来被荐去修《明史》。他在贡院的号舍外翻蒲松龄的卷子，翻到那一篇，停了很久。一个乡下少年，就这样第一次知道，自己手里那支笔是好的。

同一年，蒲松龄补了博士弟子员，也就是秀才。村里人从此管他叫“蒲秀才”，一直叫到他七十六岁咽气。这称呼听着体面，其实只是科举的第一级。秀才之上还有举人，举人之上才是进士。那一步，他从少年迈到白头，始终没迈过去。

一、十九岁那三场，他到底写对了什么？

清代的童子试分三段：知县考、知府考、学政考，三场都过才算秀才。多数人卡在第一场，考到头发白了还叫童生，见县官仍要跪着说话。蒲松龄三场一次过，而且是三个第一。施闰章在他的卷子边上批了八个字：观书如月，运笔成风。

问题就埋在这里。施闰章是诗人，看卷子看的是笔气——一句话有没有活气，一个意思转得漂不漂亮。乡试的考官不是来看诗的。乡试考八股，题目从四书里摘一句，考生要代圣人立言，破题、承题、起讲、入手，一步一步都有定式，连字数都卡着。

蒲松龄最长的那一手，恰恰是多想。他爱在题外另找一个意思，爱把一句平常话拐个弯说。同一道题，别人写“应当如此”，他偏要问一句“何以见得”。这种笔法在施闰章眼里是才气，在乡试考官眼里是不守绳墨。他教了三十年八股，闭着眼也能写出合规的卷子。可他一落笔，笔就自己拐弯。

二、他考不上，是因为不够用功吗？

不是。他比谁都用功。二十几岁，他和同邑几个读书人结了个诗社，一边作诗一边赶考，社里的稿子攒了一卷又一卷。三十一岁那年，同县的孙蕙去江苏宝应做知县，请他去做幕宾，他跟着去了。

在宝应的一年，他替孙蕙起草文书、接待过往的官员，也赶上了高邮、宝应一带的水灾，跟着看赈、看灾民、看赈粮怎么分下去。他第一次整段地看见一个县怎么运转，也看清了自己不适合站在那个位置上。第二年秋天他辞了幕，回淄川。回去以后，他还是年年进考场。

吃饭得有个来路。康熙十八年前后，他到同邑西铺村毕际有家坐馆，教毕家的子弟读书。这一坐，坐了三十年。毕家是淄川的望族，院子深，藏书多，他在里头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白天他讲破题、讲承题、讲怎么把一句圣人话敷衍成篇；夜里，油灯下他写别的东西。

毕家的绰然堂里，灯常常亮到后半夜。窗纸外头是黑的，屋里只有笔尖擦纸的声音。写到鸡叫，他把稿子压在砚台底下。

三、有一科，他的卷子连被看的资格都没有

科举的卷子有硬规矩：每页印着红线界格，字要写在格里，一行多少字、一页多少行，都定死了。写过了界，叫“越幅”。进场还要搜检，脱衣、开帽、查笔管，身上带一片纸就算作弊。号舍窄得只能蜷着，白天写卷，夜里就睡在板上。越幅的卷子不看文章，直接贴出，贴到贡院门外让人看——等于没考。

不是写得不好。是写出了格。

他为此写过一首词，调寄《大圣乐》，题下自己注了六个字：闱中越幅被黜。一个写了半辈子文章的人，败在一张纸的边线上。这首词今天还收在他的词集里，题下那六个字，是他给自己下的判词。那一科，他的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人读，连一句“不合程式”的评语都没拿到。

可这条路堵死的时候，另一条路他已经走了十来年。那条路上没有考官，也没有榜，只有一支笔和一盏灯。

四、那些故事，真是路边听来的吗？

《聊斋志异》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是：他在柳泉边摆了个茶摊，过路的人讲一个故事，他给一碗茶，茶钱不要，只要故事。这说法写得活，几乎每本介绍他的小册子都这么讲。它的出处是清末一本笔记，作者叫邹弢，写书的时候，蒲松龄已经死了一百六十多年。

蒲松龄自己在序里写的，是另一回事。那篇序叫《聊斋自志》，作于康熙十八年，他四十岁。那一年书还没写完，他先写了序，把故事的来路交代了一遍。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蒲松龄《聊斋自志》，康熙十八年（1679）

这条来路比茶摊平淡得多：一张纸，几行字，从邻县、从京城、从朋友的朋友那里寄到淄川。他收到就记，记着记着就积了一堆。这两说，谁也没法把另一说彻底否掉——他或许真在井边和人聊过，但那是没有一个人证的说法。

序的末尾，他写了自己写这本书时的那间屋子。

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同上

考场没给他的，他在纸上自己给了。

这本书，他活着的时候一次也没印出来。写完了，改完了，锁在箱子里，靠人一笔一笔抄出去。

五、他死后五十一年，这本书才第一次印出来

康熙五十四年正月，蒲松龄在蒲家庄去世，七十六岁。留下的东西不多：一个秀才的功名，一屋子书稿，一部没有刻版的长篇抄本。抄本在朋友之间转，转一部要几个月，还得先借到一部能抄的，借不到就抄不成。

乾隆三十一年，浙江睦州，一个叫赵起杲的官员把它刻了出来，后世称青柯亭本。这是这部书第一次有雕版，第一次能成批印出来。他没能看到这一天。

那张榜，始终没有来。

今天去淄川洪山镇的蒲家庄，村东有一口井，叫柳泉，井旁立着“柳泉”两个字的碑。他自号柳泉居士，号就是从这口井来的。村子中间是他家的老宅，三间北屋，门上悬着“聊斋”的匾，屋里摆着桌椅、笔筒和一方砚台。

院子不大，游客也不多。多数人进来转一圈，在匾下拍张照就走了。屋里的光线不太好，老木头的味道很重。写书的那个人，在这三间屋里住了大半辈子。

井还在，打水的人早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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