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王世子让了七次王位,关起门来算出了十二平均律

郑王世子让了七次王位,关起门来算出了十二平均律

一个王子花了半辈子,去算一样当时没人要的东西

郑王府宫墙外的土屋

一、十五岁的世子,为什么在宫门外盖了间土屋?

父亲被削去王爵、押往凤阳的那一年,朱载堉十五岁。他没有上书求情,也没有跟着去,只在王府门外的空地上盖了一间土屋,抱了一卷草席住了进去。这一住,就再没回王府。

郑王府在怀庆府河内县,就是今天的河南沁阳。朱载堉是郑恭王朱厚烷的独子,十岁封世子。嘉靖二十七年,朱厚烷上了一道疏,劝皇帝修德讲学,别大兴土木,也别信炼丹求仙的方士。皇帝记了两年,嘉靖二十九年寻了个由头,削去郑王爵位,把人送到凤阳禁锢。这件事,《明史》记得很简省。

《明史·诸王传》:「痛父非罪见系,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者十九年。」

土屋是夯的,墙很薄,冬天砚台会结一层冰,夏天闷得像蒸笼。门外就是王府的鼓声、更漏声、下人走动的脚步声,一日几次,从不间断。父亲在凤阳的高墙里,儿子在王府门外,中间隔着一道街。他在这间屋里坐着,从天亮坐到天黑。门外的人只看见灯亮到很晚,没人知道他在纸上写什么。

二、十九年不出门,他在跟谁较劲?

土屋里没有佛经,也没有丹药,堆着的是算书、律书、历书。他自小跟着父亲定黄钟、习音律,父亲被押走以后,他把父亲教过的、书上写过的,一条一条重新算一遍。历法算完了,就去算律。这一算,就撞上了中国乐律里最难的那道坎。

古人定音,用三分损益:一根弦,去掉三分之一,得到一个音;再加三分之一,又得一个音。这样一段一段往上生,生出十二个音,最后一个叫仲吕。按规矩,仲吕再往上生一次,本该回到起头的黄钟。可这一步,它回不去。差得不多,耳朵几乎听不出来,可它确实差着,而且越往上生,差得越多。

回不去,整套乐器就转不了调。一首曲子换一个宫,编钟、编磬、笛、笙,全都要重新定音,有的干脆得重铸。两千年里,乐工的办法只有一个字:将就。

他把这笔账算了很多遍,最后认定:不是自己算错了,是这条路本身通不到头。汉代的京房加到六十律,南朝的钱乐之加到三百六十律,音越分越细,那个缺口还在。路通不到头,就只能另开一条。

八十一档算盘与律管特写

三、既然回不去,能不能干脆把八度劈开?

旧法是一条一条往上加。他掉过头来想:如果不要加,改成分呢?从黄钟到清黄钟,正好是一个八度;把这个八度匀匀地切成十二份,每一份宽窄完全一样。这样走十二步,第十二步必然踩回原处——不是碰巧回去,是算术上不得不回去。

麻烦在于,一样宽不是指长度差一样,而是比例一样。得找一个数,让它自己乘十二次,正好等于二。这个数不在任何一本古书里,只能自己算出来。

知识卡片:这个数就是二的开十二次方,约等于 1.059463。拿它做相邻两律的比例,一个八度正好分成十二个相等的半音。这套办法叫十二平均律,今天所有的钢琴、吉他、电子琴,用的都是它。

这个数要开方。先开平方,再开平方,再开立方,一层一层往下剥。没有小数点这种写法,没有计算器,只有算盘。他造了一架横跨八十一档的大算盘,把开方的每一步都摆成珠子,连同进位、退位、余数,一格一格挪。屋里常年只有一种声音:算珠撞木框,一下,又一下。

这个数错一位,十二条律就全废,前面几个月的功夫一起归零。开方开到二十几位,后面每一位都要靠前一位兜着,一步错,步步错。他到底算了多少遍,书上没有写。

四、把八度劈成十二份,他凭什么说每份一样大?

书叫《律学新说》,万历十二年刻成。他给这套算法取名新法密率,把那个数一位一位写了下来: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一直写到小数点后二十四位。今天用计算机核对,前面十几位一位不差。一个十六世纪的中国人,靠一架算盘,把开方算到了这个份上。十二年后的《律吕精义》里,他又重写了一遍,最后收进四十七卷的《乐律全书》。

序里有一句话,像是提前替自己解释:

《律学新说》序:「聊述愚见数篇,刻而传之,以俟方来具眼之士,或有可取焉。」

他把判断权交给了后人。数算对了,还不算完。弦和管不是一回事:弦长按比例分就行,管子有口,气一进一出,实际发出来的音会比算出来的低一点。他做了一套律管,长短按新率排,管的口径也一支比一支细,用口径去补那点偏差,后人叫它异径管律。

校验的办法很笨。一支一支吹,一根一根弦地听;听不准,回去改数字,改完再吹。没有仪器,耳朵就是仪器。他还做了一张弦准,把十二律的位置在弦上标出来,转调的时候拨到哪儿,看得见。

十二步走完,黄钟真的回来了。

他把书进呈朝廷。朝廷收下了,没有下文。明朝宫廷的雅乐照旧用旧法;到清代,官修的《律吕正义》还挑他的错。而在欧洲,五十二年后,梅森把同一个数写进《普遍的和谐》;再往后,这套律制装进了每一架钢琴。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他是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圣人。至于他的书有没有在这中间传过去,学界两说,至今没有定论。

九峰山南麓墓园与石牌坊

五、让掉王位以后,他给自己留下了什么?

万历十九年,父亲去世。按规矩,郑王的爵位该由他接。他上疏辞。礼部的人不理解:郑藩这一支嗣王已经三代,没有中途换人的道理;退一步说,也该由他的儿子朱翊锡来接。他还是辞。一封,两封,一直写到第七封,前后拖了十五年。

万历三十四年,神宗终于准了。王爵给了同族的朱载玺,他和儿子只领世子、世孙的俸禄过完后半生。皇帝还下了一道旨。

神宗旌奖:「载堉恳辞王爵,让国高风,千古罕见,朕嘉尚不已。业有赐敕建坊,彰天潢之美。」

让爵之后,他自称道人,搬出王府,住到九峰山下,种地、读书、写书。晚年的他常和农夫一起灌园,幅巾策杖,混在樵夫里认不出来。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初六,他去世,七十六岁,谥端清世子。一个人把王位推出去,换回来的是一间屋、一支笔,和后半辈子的清静。

二〇〇三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朱载堉星,编号 47362。一个明朝人,最后是以这种方式被记住的。

今天去沁阳,山王庄镇张坡村,九峰山南麓有一片三级台地,墓还在。四柱三间的石牌坊,额上刻着乐圣公园;一条一百二十八米长的神道,两旁列着松柏;台地最高处是一个馒头形的土冢。天启四年,王铎给他写过一通神道碑,一九三八年日军烧了九峰寺,碑被烧裂,如今移在纪念馆里。

土屋早没了,那个数还在。

你的家乡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当年没人当回事,后来才发现他算对了?评论区聊聊。关注我,每天带你读一段被忽略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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