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挖出唐朝离婚协议书：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一千多年前的离婚竟这么体面

1900年初夏，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流沙时，无意间敲开了一堵暗墙。墙后是后来震动世界的藏经洞——五万多卷上起晋代、下迄宋初的文书，密密麻麻挤在一间小小的石窟里。在这些佛经、账本、借契之间，混着一种很少被人留意的纸：放妻书，也就是唐朝人的离婚协议书。

其中最出名的一句话，隔着一千多年依然让人愣神——「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一、一纸放妻书，写满了体面

藏经洞所出的唐代放妻书，学界常引用的有十余件，写法各有出入，但套路大同小异。以斯坦因编号S.0343那件为例（S代表斯坦因携往英国的敦煌写本），开篇先讲缘分：夫妻本是前世结缘，今生相配；缘要是结得不好，那就是冤家聚头。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冤家，故来相对。」

既然是冤家，那就好聚好散：「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当着双方亲族的面把话说开，各回各家，谁也别拖累谁。

接下来是全篇写得最温柔的部分。离婚不是羞辱，反倒是对前妻的祝福——

「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

翻译过来就是：希望你离婚之后好好打扮自己，嫁一个更好的人。最后，才落到那八个字上：「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有的放妻书还提到「三年衣粮，便献柔仪」，意思是男方要负担女方离婚后一段时期的衣食。这一细节散见各卷、写法不一，未必是硬性规定，更像是敦煌文书里通行的一种善意表达，这一点学界并无统一定论。

别看语气温和，放妻书在形式上是一件标准的私文书：写明日期、当事人，末尾往往还有「恐后无凭，立此文为照」一类的契约套语，要两族知会、各自留存。换句话说，它不是抒情散文，而是一份日后可以拿出来作凭据的法律文件。感情写进了修辞里，权责写进了套语里，一件都不含糊。

二、唐朝法律：离婚有三条合法路径

放妻书不是文人闲笔，它背后站着的是《唐律疏议·户婚律》里白纸黑字的制度。唐代解除婚姻，合法的路径有三条。

第一条是「七出」，也就是丈夫单方面休妻的七个理由：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这套标准最早见于《大戴礼记·本命》，唐律把它正式收进条文。不过法律同时配了「三不去」作限制：妻子曾为公婆守过三年丧的、娶妻时贫贱后来富贵的、如今娘家无所依归的，有这三种情形之一，丈夫不得出妻，强行休妻要受笞刑。

第二条是「义绝」，官府强制离婚。律疏列举的情形包括丈夫殴打妻子的祖父母、父母，妻子辱骂殴打丈夫的近亲等等。只要判定义绝，就必须离，不肯离反而要坐牢——「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在这种情形下，离不离，不由感情说了算。

第三条，就是放妻书对应的「和离」。《唐律疏议》原文只有一句：「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夫妻感情不和，两愿协议离婚，法律一概不追究。这是中国古代律文中第一次明确出现协议离婚的条款，也是放妻书这种文书的法律地基。

和离在程序上也很朴素：双方愿离，写下手书，亲族知会，各自存照，敦煌文书里有些放妻书末尾就留着签字画押、亲邻作证的格式。当然，纸面上的一致，未必等于事实上的自愿——在一个丈夫握有七出权力的时代，多少「和离」其实是被和离，今天已经无从统计。

三、离婚了祝你好嫁，在唐朝并不奇怪

放妻书的宽厚，放在整部古代婚姻史里看显得突兀，但在唐代的土壤里，其实并不难理解。

首先是再嫁寻常。据学界统计，《新唐书·公主传》里见诸记载的再嫁公主就有二十多位，三嫁的也有数人。上层如此，民间对妇人再适的态度，也远比后世想象的宽松。

其次，唐代的各种文书本就有一整套书仪程式。敦煌出土的大量书仪范文显示，当时写信有固定模板，婚丧嫁娶各有套语，书手们照着范本学写即可。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藏经洞里的放妻书很可能就是这类范本——程式化的练习文本，未必每一份都对应一场真实的离婚。这一判断学界仍有讨论，但值得记住。

还有研究者注意到，这些文书虽然统称「放妻书」，个别写本的行文却更像妻子放丈夫，或者双方对等相离，于是又有「放夫书」「夫妻相别书」之类的讨论。名实如何界定，至今没有定论，但至少说明：在那个时代，婚姻的散场并不总是单向的。

妇人自己求去的口子也是开的。唐人笔记《云溪友议》里记着一桩轶事：穷书生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嫌他潦倒，索要休书好改嫁他人，时任地方官的颜真卿判准离异，却也当众杖责了这位妻子，还出钱周济了杨志坚。这事出自笔记小说，细节未必可靠，但它至少说明，在那个时代的语境里，妻子主动求去、官府判离，是一桩可以被公开议论、写入书里的事。

也不是所有人都散得体面。《旧唐书》里记着唐代宗年间的一桩官司：官员李元素显达之后厌弃原配王氏，王氏的娘家把这事告到朝廷，皇帝下诏切责。休妻休成了御案，说明当时的舆论与官府，并不都站在薄情郎一边——虽然这类被史官记下来的，终究是少数。

对比一下前代就更明显。汉代以来「七出」的传统里，被出之妻几乎谈不上体面。《韩诗外传》一类书里记着孟子见妻子踞坐就想休掉、曾子因为妻子煮梨没煮熟便出妻的故事——这类记载属于后人辑录的轶事，未必实有其事，但无论真假，那种「丈夫一句话、妻子卷铺盖」的语境是真实的。

四、从一别两宽，到守节终老

唐代以后，风向慢慢变了。宋代士大夫开始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颐这话经朱熹阐扬而流传，原本针对的语境其实还有争议；到了明清，寡妇守节被彻底制度化，贞节牌坊越立越多，旌表门槛越降越低，地方志里受旌表的节妇数字动辄以万计。妇人再嫁，从一件寻常事，慢慢变成了要被戳一辈子脊梁骨的事。

回头再读藏经洞里那几句祝福——「重梳婵鬓，美扫娥眉」——你就知道那一纸放妻书有多难得。它当然不代表唐代婚姻的常态，唐代同样有无数女性困在七出与义绝之下；但至少在法律与文书的字面上，它给「好合好散」留了一个正当的位置。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份体面在纸里静静躺了一千多年。藏经洞大约在十一世纪初被封闭——学界推测与当时敦煌的战乱局势有关——直到1900年才重见天日。离婚协议写到「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唐朝人在纸面上做到了；一千二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未必时时做得到。

你觉得「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这八个字，放在今天还合适吗？评论区聊聊你见过的最体面——或者最不体面——的分手。喜欢这类藏在文物和故纸堆里的中国故事，就点个关注，下一期我们讲：敦煌文书里唐朝小学生的作业本和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