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在吕宋不许出境，一个福建商人凭什么把它带回中国？

番薯在吕宋不许出境，一个福建商人凭什么把它带回中国？

他把一截三尺来长的薯藤绞进汲水的麻绳里，赌的是自己和一船人的命。

一截三尺来长的薯藤，被绞进一根盘在船舷边的旧麻绳里，外面糊了一层泥，藏在一艘从吕宋开回的商船上。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它就这样靠了福州港。

管着吕宋的是西班牙人。他们早就下过明令：薯种一律不许出境，私自带出去的，按死罪办。把这截藤藏进船绳的人叫陈振龙，福建长乐人，在吕宋经商已经有些年头了。

他不是不知道厉害。可他见过那东西长什么样——吕宋的坡地上，红皮的薯块从土里翻出来，当地人管它叫“朱薯”，生吃熟吃都行，旱地里也能活。

一、吕宋的地里遍地都是它，他为什么一心想偷回中国？

陈振龙的老家在长乐，一个靠海的小县，田少、地薄。县志里说那地方多“硗确之地”——石头多，土层浅，种不出多少粮。他小时候见过旱年，稻田干得裂口，一家人守着空仓。在吕宋待得越久，心里那笔账越清楚：这东西要是能种在长乐的坡上，一年能顶多少顿饭。

难处在于，吕宋当局把薯种看得比银子还紧。禁令不是写在纸上给人看的——码头要查，船舱要搜，人也得搜。带出去的人，是要抵命的。

他花钱买到了一截藤。藤是活的——掐断就出水，晾半天就蔫，泡一夜咸水就烂。而从吕宋到福州，船要在海上走七天七夜。

二、一根离了土的薯藤，凭什么熬过七昼夜的海路？

番薯的藤不是种子，没有硬壳护着，靠的是水分和活气。它一离开土就开始倒计时。船上潮湿、闷热、颠得厉害，一路上还要躲开搜查——要把一截活藤从吕宋带到福州，靠的不是运气。

他挑的是一根船上最不起眼的旧缆绳。麻绳粗，一股一股绞着，塞得进东西；它整天吊在船舷外侧，上船搜查的人先翻舱底、再翻货箱，很少会去摸一根绳子。藤就缠在绳缝里——看上去，那只是一截发黑的旧缆。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二十七《树艺·甘薯》记下当时人的转述：“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

七昼夜。藤解下来的时候是青是烂，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船靠岸是农历五月下旬。他把藤从绳缝里抽出来，带到自家屋后纱帽池边的一块空地，插下去，浇了水。活不活，谁也说不准——毕竟在福建，还没有哪块地里长过它。

三、试种成功了，为什么照样没人敢跟着种？

纱帽池那块地不大，就在水部和东门之间。一家人守着看，四个月后翻土，底下真翻出了薯块：一只母薯牵着一串小的，个头不大却压手，尝起来甜得像梨枣，一个就能顶几碗饭。

可要让乡邻跟着种，比种活它难得多。有人说本地水土不合，种了也是白种；有人怕这东西非谷非菜，官府不认，荒年也换不来粮；更多人算的是眼前账——口粮地就那么一点，万一不收，全家就得饿肚子。

真正的变故在第二年。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建大旱，稻田裂了缝，秧插不下去，粮价一天一个数。这时候，田里能救命的，恰恰是被当成“白种”的那几垄薯。

饥荒来了。而能救荒的东西，早就长在他家的地里。

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写了一封禀帖，一路递进福建巡抚衙门。他要做的，是让官府相信：这东西功同五谷。

四、一份禀帖递进巡抚衙门之后，发生了什么？

当时坐在福建巡抚位子上的是金学曾。禀帖送到案头，他没有当场拍板下令全省种薯，而是先要了一块地，自己种上一季——等收成真上来了，他才松口。

然后，他一连做了几件事。

• 聘陈经纶做“门下士”，专门负责教种；
• 饬令所属各县如法授种，让种法一年之内铺开；
• 刊印《海外新传七则》，把育苗、扦插的要领一条条写清楚，发到乡里；
• 以“当谷仓”号召各地栽插，凡是不长稻子的薄地，都试上一种。

那一年，福建的荒年被顶住了。更要紧的是那道命令本身——福建多山少田，一个巡抚当着全省的面认下“这东西能当粮”，往后再有人拿“水土不合”当理由，就说不过去了。

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援引《采录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同书又记：“以得自番国故曰番薯。以金公始种之，故又曰金薯。”

但陈振龙父子大概没料到，这根藤在中国要走的路，比福州长得多。

五、四百年后，福州人为什么还留着山上那座小亭子？

陈家没有把这截藤锁在自家院里。清代康熙年间，陈经纶的五世孙陈以柱把它带到了浙江鄞县；乾隆年间，陈以柱的儿子陈世元又在山东胶州种开，河南朱仙镇、北京通州也陆续有了它的影子。

把这些经过一路记下来的，是陈世元。乾隆五十年（1785），八十多岁的他因为“教种有效”，被赏了举人职衔——一个人一辈子的功名，最后是靠一根薯藤换来的。

不过，把番薯带回中国的，未必只有陈振龙一个人。广东那边，一直流传着另一个版本。

光绪十四年（1888）《吴川县志》卷十《杂录》记：“相传番薯出交趾，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者罪死。吴川人林怀兰善医，薄游交州……过关，为关将所诘，林以实对，且求私纵焉。关将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禄，纵之不忠；然感先生德，背之不义。’遂赴水死。林乃归，种遍于粤。”

还有东莞人陈益，万历十年（1582）就从安南带回了薯种；也有人主张云南更早，是走缅甸的陆路进来的。几条路各走各的，互不牵连，学界到今天也定不出唯一的第一人——【史无定论】。但论影响，走得最远、又正好撞上福建大旱这一回的，是陈振龙。

福州人没忘他。清道光十四年（1834），何则贤在乌石山灵石峰上建了一座“先薯祠”，主祭的是巡抚金学曾，陈振龙、陈经纶、陈世元三人配享。祠后来废了，民国时改建成亭，就叫先薯亭；现在山上那一座是1957年重修的，还在乌山历史风貌区里。

亭子里供的不是神，是三个人。其中一个，一辈子没当过官。

今天的福州长乐，鹤上镇青桥村还留着一座陈振龙故居，明代民居，2022年秋天重新开放。村里人还在种番薯，只是再没有谁靠它活命了。

一根藤，在中国扎了四百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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